【智慧人生】(48)

二、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思想行为，如想干好事的善念，或是想做坏事的恶念；二是语言行为，指生活中的各种语言，有爱语、真实语、利他语等善的语言，也有两舌、恶口、妄语等不善的语言。三是身体行为，有杀生、盗窃、邪淫等恶行，也有礼佛、诵经、布施等善行。人类由于我见使然，往往对自身行为充满自信，以为凡是自己想的、说的、做的，都是合理的。但我们知道这些行为是在什么状态下产生的吗？佛陀告诉我们：无明缘行。对于凡夫来说，一切行为产生的心理基础不是其它，正是无明。这些行为的正确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更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善行或恶行，并不会随行动结束而结束。换言之，任何一种已经发生的行为，都会转化为潜能或种子，成为推动生命延续的力量。比如我们为希望工程捐款，在客观上说，有社会效益，能使部分失学儿童因此得益；从自身而言，既是对慈悲等正面心行的长养，也是对吝啬等负面心理的克服。所以，事情在形成客观结果的同时，还会产生心行的结果，这是我们必须加以关注的。(摘自《心经的人生智慧》济群法师著)

把绝望的心拿走

有人曾问法国作家让·科克多：“如果房子着火了，而又只能拿走一样东西，你会拿走什么？”“我会把火拿走。”让·科克多回答说。

我们不得不佩服让·科克多的回答，简短的回答却充满着人生的智慧。一幢房子着火了，不管你拿走任何珍贵的东西，火势都不会有丝毫减弱，大火最终还是会把整座房子烧掉，给房子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只有把火拿走，才能真正切断灾难的源头，遏止灾难的蔓延和发展。如果把一个人的人生比作一幢房子，那么，人生的“房子”着火了，该怎么办呢？消除灾难的最佳选择，就是把绝望的心拿走。（摘自《新民晚报》2010.1.30 黄小平）

杨绛的体面

《杨绛传》里记述了杨绛的几段往事，读后，一个“老派”知识分子别具一格的秉性和风骨耐人寻味。

“三反”运动中，杨绛遭到学生“控诉”，大礼堂里几千双眼睛都射向她，杨绛却“效法30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作不闻不见，木然默坐”。第二天起来，还故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菜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别人怎样逃避她。

“文革”中，杨绛被剃了“阴阳头”，罚去扫厕所，之后又下放到干校，但就在一次头戴高帽、脖挂木板、手举铜锣游街后，杨绛却模仿《堂吉诃德》中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

上世纪80年代，杨绛因翻译《堂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馆邀请她出访：第一任大使邀请，杨绛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杨绛正式地以书面形式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中国社科院领导马洪去请，杨绛感到实在 “赖不掉了”，才答应下来。对此，钱钟书曾经不无得意地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杨绛的淳朴、敦厚向来为人称道，但淳朴之内却隐含着高贵，敦厚之中却透射着倔强。

这真是个体面的人！这“体面”不因命运的落魄而卑怯，也不因名利的荣光而外露，不被左右的人格尊严栖居于心灵的某个地方。

（摘自《辽宁青年》祁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