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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玄奘精神(2)
黄心川

我认为玄奘的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下面六个方面:

(一)真诚向外国学习、勇于开拓的精神。我在上面已谈到玄奘所处的时代特点,在玄奘活动的年代,印度的佛教、文化科技知识已大量涌入中国,玄奘是把它们作为先进的知识加以热忱地学习的。玄奘早年曾辗转各地,参访各种不同学派的名师,向他们请益受教。从他学习的经典情况看,无疑他已掌握了当时佛教义理、语言文化各个方面的知识,但他从不满足于他所得的成就,常常对“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进行寻根问底,渴望了解佛教的全面正确的知识。因此,当他从印度来华学者波颇密多罗那里知道了戒贤法师讲《瑜伽师地论》的消息后,便“杖策孤征,乘危远迈”,去印度寻求新的知识、开辟佛学研究的新途径。他到达印度后不辞艰难地几乎访问了当时五印度所有的著名佛教学者和婆罗门教有识之士,虚心向他们请教,即使是佛教的论敌或者外道,也如实地把他们的论点介绍给中国知识界。另外,他在学习和研究瑜伽行派的过程中,糅合了印度当时流传的唯识十家之说,借以贯通新旧唯识的鸿沟,独辟蹊径,奠定了唯识新学的理论基础,从而建立了中国的法相宗。我觉得玄奘这种虚心向外国学习、富于创造的精神,对于我国当前西部的精神文化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

(二)历尽千难万险、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玄奘在去印度的路途中历尽了人类所能遇到的种种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他跋涉过世界上最荒凉的塔克拉玛干炎热沙漠(塔里木),在流沙八百里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磷火飘忽,烂若繁星,但他孑然一身,望着聚骨马粪前进;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白雪坚冰的喀喇昆仑山脉(凌山)和热海(今吉尔吉斯伊塞克湖)。在印度境内还遇到了难近母(嗜血女神)教派的掠劫。此外他还克服了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的“三难”——即学梵文难、得经本难和文化交流难。如果没有坚忍不拔的精神,玄奘是无法克服这些难关的。

(三)不慕荣利、造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玄奘西行后由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在印度学术界获得了至高的荣誉,成为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四大名师之一。戒日王优渥礼待,给予丰厚的供养,但他一直未忘出国的素志——“弘法利民”。当鸠摩罗王——戒日王上号“大乘天”和“解脱天”并坚留他在印度时,他答称:“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须臾而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在他回国后,唐太宗曾两次希望他能“还俗从政,辅佐朝廷”,但他矢志译经事业,婉言加以拒绝。玄奘这种精神正如汤用彤先生评说:“襟抱平恕,器量虚融……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玄奘人格极高,为人所敬顺。”

(四)虔虔不懈寻求真理、攀登学术高峰的精神。玄奘毕生翻译了印度佛教经律论75部1335卷,约1300余万字,占唐代译经的一半以上。另外,写下了不朽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他在佛教哲学、因明学、梵文翻译、历史、地理、民俗和中外交通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他将印度的佛教知识介绍给中国,并在中国发展了唯识学的理论和因明的理论,创立了法相宗;与此同时还把中国的文化知识介绍给印度,翻译《道德经》、《大乘起信论》为梵本。就当时的学术情况看,他确是攀登了学术高峰,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敢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待学术研究毫不含糊的科学态度。

(五)融汇教内外各派的宽容认同精神。这种精神集中表现在他的译经和与外道交流之中。众所周知,玄奘是一个大乘瑜伽行派学者,但他选择翻译的经论中,大小乘并举,对佛教各主要学派的基本经典如《大毗婆沙论》、《阿毗达磨》五个足论,都没有从他所持的立场加以排斥。玄奘并不专门弘传中观理论,但他翻译了中观派般若学的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广百论》等等。大乘中观派的清辨论师是瑜伽行派护法论师的论敌,但他将清辨的《掌珍论》译出了。另外,他对教外的一些经典,如婆罗门教正统派哲学——胜论的根本经典《胜宗十句义论》也如实地译出了。我国道教的根本经典——《道德经》,玄奘应印度童子王之请把它译成了梵文。据《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在翻译《道德经》时,道士蔡晁、成英等出于宗派的偏见,力图将《道德经》的思想融会佛教的《中论》、《百论》的思想,但遭到了玄奘的拒绝,玄奘说:“佛道两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义?”又说:“观老治身治国之文,文词具矣。”他在印度戒日王主持的辩论大会上取得胜利后,马上取消和宽恕了外道顺世论者在辩论前所作的卖身等种种誓言。在玄奘生活的唐初和印度戒日王统治的时期,正是儒释道三教斗争和印度婆罗门教与佛教等沙门思潮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玄奘在激烈的斗争中能够保持不偏不倚、宽容认同的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

(六)工作作风踏实、计时分业的精神。玄奘一生始终把他的精神全力贯注到工作中去。《慈恩传》对他回国后每天译经的情况有所描述。他每天对当天需要完成的任务都有详细的安排,做到“计时分业”。如果白天不能完成,晚上也要补足。由于他的勤奋,使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奘传资料统计,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五月至龙朔三年(663)十月,在17年6个月中共译出佛经1335卷,每年平均为75卷,每月约6.25卷,即5日1卷。玄奘晚年驻锡玉华宫时(659—663),5年中共完成14部680卷,平均每年完成136卷,每月完成10卷,这较过去增加了将近一倍。玄奘所译的最重要经典如《大般若经》、《成唯识论》、《唯识二十论》都是在这段时期完成的。玄奘这种精厉晨昏、专思法务、虔虔不懈、死而后已的精神真使我们感动。

玄奘一生大半是在祖国西部度过的,他对祖国人民和土地有着无限眷恋,即使身处异国时,也“本土思渴,不敢留须臾”。在当前全国人民大力开发西部地区的进程中,我们也要学习和发扬玄奘的精神,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玄奘精神照耀着千秋万代! (摘自《法音》200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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